German Daggers of World War Two

  左圖為1933年前的反納粹宣傳，蒙太奇照片（photomontage）藝術家約翰哈特菲爾德(John Heartfield) 用了希特勒的納粹禮在海報中，將他和財團聯繫起來。站在希特勒背後的巨大的人影代表了右翼資本主義者，將金錢置於他手中，暗示希特勒接受幕後捐助。標題為「納粹禮的意義」和「有數百萬放在我的後面」。






       1933年11月24日的《紐約時報》報導了一本名為《西德尼·沃伯格》的小冊子。這本書最早於1933年在荷蘭出版，在書架上只擺了幾天就被取締了。幾本倖存的書被翻譯成英文，該書的英文版曾在大英博物館展出過，後來被禁止向公眾和研究人員開放。該書的作者“西德尼·沃伯格”據說就是美國最大的銀行家族之一的沃伯格家族的成員，後來該書的內容被沃伯格家族堅決予以否認。

(圖為中國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與希特勒於1937年6月13日攝於Berghof山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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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爾曼．克里拜爾是老牌納粹，上圖是一張他與啤酒館暴動同志們的合影照片。左起第4人就是克里拜爾，第五人是魯登道夫，第六人是希特勒，右起第二人是羅姆。

        鮑爾推薦的繼任者是希特勒啤酒館政變的共同參與者和一起入獄者赫爾曼．克里拜爾。蔣對這位前八國聯軍的中尉並無好感，雙方在作戰的戰略思想上矛盾重重。蔣認為內戰中軍事和政治並重，實力和陰謀並重。而克里拜爾則對蔣炮彈、銀彈甚至肉彈齊上的手法很為鄙視，認為勝之不武。加之他的威望遠不如鮑爾，很難服眾，因此一直同國民黨官方和顧問團內部關係緊張。雖然在軍事指揮上，他也稱得上兢兢業業，在中原大戰中親赴前線籌畫佈防，協助蔣擬訂作戰計畫，但1930年5月終被換馬。


喬治．魏采爾（Georg Wetzell）

        前德國國防軍總參謀部作戰處處長喬治．·魏采爾接任顧問團第三任總顧問。這位一戰名將，擬訂作戰計畫、實施作戰指揮的能力很強。在作戰方面是對蔣幫助最大的一個顧問，中原大戰、圍剿紅軍、一二八抗戰他都出力頗多，整軍建軍方面他也有所建樹。
        中原大戰反蔣軍70萬之眾，兵分四路----津浦、隴海與魯西南、平漢、湖南，來勢洶洶。魏采爾指揮若定，攻敵之必救，將焦點鎖定在平漢、隴海戰場，在平漢戰場上以雜牌軍和空軍牽制反蔣軍。尤值得一提的是空軍，在德國顧問的調教下，空地協同作戰初具威力。德國顧問要求很嚴格，規定空軍在陸軍發動進攻以前，必須全力轟炸對方陣地。在發起攻擊後，部分飛機必須在陣地上空掩護陸軍的迅速攻擊，晚上才允許返航。馮玉祥部第八方面軍總司令樊鐘秀亦死於容克式飛機的轟炸中，反蔣軍不得不從主戰場抽調兵力。在隴海主戰場上，蔣軍投入重兵。其中德式裝備、訓練的教一師、教二師、十一師很是發揮了戰力。如教二師被西北軍勇將吉鴻昌重兵被圍在管村，面對以勇猛善戰、吃苦耐勞而勇冠各軍之首的西北軍，教二師的火力配備、防禦組織相當出色，令陣地前屍橫遍野，吉鴻昌虎目流淚。整個大戰期間，德國顧問不顧生死，穿梭於前線。魏采爾更是下榻於蔣的專列上，蔣的每個決策無不先諮詢在先，蔣對其的忠誠、勇敢、勤勉，甚為嘉許，給予了功不可沒的評語。
        在對紅軍的圍剿中，魏采爾也積極出謀劃策，給紅軍造成了相當的危害。如第三次圍剿，蔣就採納了他的建議：在第二次圍剿失敗僅過一個月後，乘紅軍分散各地之時，閃電般地驅軍長入，從各角度直切蘇區腹地，佔領了廣昌及前二次圍剿從未染指的甯都，一時氣焰囂張，紅軍暫時陷入被動。但英勇的朱毛紅軍最後仍贏得了勝利。毛澤東主席後來評價到這是一年來三次戰爭中最艱苦的時節。朱毛手握指南針親自帶領部隊穿插前進，這在以往和後來的行軍中，如此緊張慎重是決無僅有的。
        八一三抗戰中德式樣板師第五軍所轄87、88師，全部投入戰鬥，重創日軍。如廟行大捷，日軍精銳之第九師團、米久留師團受重挫，遺屍三四千具。讓我們看看日方的評論，日方斷定他們遇到了德國顧問訓練的樣板師。在前線觀察家發回國內的報導中稱：「德國人在公然違背凡爾塞和約，但必須承認他們在中國的工作是有效率、有成效的。在滬戰中支那軍隊的表現已說明，他們在戰爭理論和戰術運用方面，已接近了戰爭的精髓。在某些局部的配合，可以窺出平時訓練的有素。自動武器的配備率也普遍高於國內其他的部隊，這是一個可怕的趨向。」蔣在給張治中（時任第五軍軍長）的電報中也讚譽到：「我國、我軍聲譽，在國際上頓增十倍。連日，各國輿論莫不稱頌我軍精勇無敵，而倭寇軍譽則一落千丈也。」第五軍的聲價由此大增，為以後五大主力打下了基礎。
        魏采爾對軍事教育的加強起了很大的作用，先後協助創立了步兵、炮兵、工兵、輜重兵、通信兵等學校。在教學上，屏棄了過分拘泥的日式成法，採納專在切合戰用之實地工作的德國典範令。培養了大量的人才，為特種兵的建設奠定了基礎。在他的大力宣導下，陸軍的合成化也有了較大的發展。新型的炮兵、航空兵、騎兵部隊初見雛形，大量的特種兵器材列入採購計畫。他的整軍建軍計畫，雖然加強了蔣的反共實力，但也充實了中國的國防力量。
        儘管他對蔣幫了不少忙，但蔣與他關係一般。他對蔣手下的軍隊批評太多，而且往往不太客氣，激動時指手劃腳，為蔣所惡。德方的解釋是頭腦不夠靈活，對經濟事務缺乏興趣，所以與蔣交惡。1934年4月11日，他終於離職。


漢斯．馮．塞克特（Hans von Seeckt）


        在整軍建軍方面，他提出以有限的物力財力，儘快建立一支小型核心武力----模範軍。先編成6~8個師，然後擴展到18個師（約30萬人）。此外在幫助中國發展軍火工業，開展軍事技術研究，設計未來抗日整體戰略，引進科學技術人才方面作出了許多有益的工作。
        無奈繁重的事務使他精力不支，臥病在榻。1935年，蔣只能依依不捨地送別他回德修養。臨行時，他以最誠懇的心情推薦他的得力助手法肯豪森為繼任者。亞力山大．馮．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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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力山大．馮．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

        法肯豪森對抗日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他擬訂了抗日的戰略總藍圖。這位較正直的軍人，對中國的軍事訓練，改革及部隊裝備、海空軍、防空設施等方面投入了滿腔心血，盡心盡責地做了大量工作。
1935年7月，他擬就的關於應付時局對策之建議書對二年後爆發的抗戰的大致走向，有相當準確的判斷，並起了相當大的指導作用。
        在建議書中寫道：「目前威脅中國最嚴重而最迫切者，當然日本。日本對中國之情，知之極悉。其利害適與中國相反，故必用盡各種方法破壞中國內部之團結與圖強，至少設法遲延其實現。設想則政府有堅忍意志，斷無不抵抗而即承認敵方要求，沉默接受。鄙意民氣即是造成抵抗意志，故不容輕視。苟領袖無此種意志，則人民亦不肯出而抵抗。抵抗意志必須有實力之兵力，方有固定之基礎，目前中國陸軍，故不能擔任新式戰爭，但未若不可用持久抗敵，迫使其增加兵力，一切重要莫過於成立雖小而極端新式之國防軍。」
       「一旦軍事上發生衝突，華北即直受威脅，若不戰而放棄河北，則隴海路及其重大城市，即陷於罪前戰區，對黃河防線，不難由山東方面，取席捲之勢。對海正面有重大意義者，首推長江。敵苟能控制中國最重要之中心點，直至武漢一帶，則中國之防力已失一最重要之根據，於是至內地，中國截分為二。」
        「目前國軍主力，俱集中於南部、西部，宜速抽調可以節省之兵力，分駐各區，使能應作戰之用。凡作戰所用部隊，宜集中於徐州—鄭州—武漢—南昌—南京區間。北方則掩護隴海路及沿路有關生存之設備，故最初抵抗區務必向北推進，是以滄縣、保定之線宜絕對防禦，…….最後戰線為黃河，宜作有計劃之人工氾濫，增厚其防禦力。東部有兩事極關重要：一個封鎖長江，一為警衛首都，兩者有密切之聯帶關係。次之為武漢、南昌，可做支撐點，宜用全力固守，以維持通廣州之聯絡。終之四川，為最後防地。」
        他主持了長江江陰要塞的佈防，凇滬線、吳福線、澄陰線的構築。在中德軍工間的合作也起了積極的作用，儘量使買賣雙方互惠互利，各持所需。極力介紹於中國最有利益而適合中國實際情況的物品及列定公平的價格，而不顧慮到原產地的情形和商號，以致於有些德國公司氣惱地罵他是不是德國人？
        抗戰爆發後，德國顧問的身影始終在最前線出現。華北、凇滬、徐州等等。德式樣板師、德式裝備在抗戰初期，對支撐大局功不可沒。
        二戰開始後，由於日德的特殊關係，1938年，德政府嚴令顧問團回國。甚至以不歸國以叛國，取消國籍沒收財產為脅，7月8日，法肯豪森等顧問在廣州揮淚登船。
        他當年也是『八國聯軍』的一員，應該是歷史書所寫『俄德最為凶殘』中的其中一員。值得住意的是，原來許多參與『八國聯軍』的普魯士軍人是把這個歷程當成充滿異國遊歷情調的殖民戰爭。他是一次大戰的老兵，也曾在土耳其、日本服務過，據說會日語。              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是德國國防軍之父Hans von Seeckt的得力助手，隨著von Seeckt再度來到中國，替蔣介石服務。協助蔣建軍、建兵工廠，甚至運籌帷幄、對日作戰準備，受到蔣的重用。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曾建議蔣炸掉黃河堤阻撓日本皇軍進軍（死了多少無辜中國人民？）。
        有時想到老蔣在日中戰爭前的『剿匪』是如此神勇，差點真把共匪剿滅，為何日中戰後，雖有比德製裝備還好的強大美援，為何不能像蔣的某愛所言『最多三個月，頂多五個月』，就把共產黨剿滅？反而『轉進』到台灣，害得台灣到現在還要玩“Chinese Taipei”的遊戲？還選出個不敢衝撞中國、天天要看共產黨嘴臉的政權？少了普魯士軍人在側，蔣軍就不堪一戰？
        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是個正直的軍人，他雖服務於蔣，但不像蔣，去崇拜一個由班長所升任的領袖希特勒。正直的他，與許多正直的德國人一樣 ，都是納粹第三帝國的共構者。雖然他可能參與1944年一次由Staufenberg刺殺希特勒的暗殺共謀，由於無實質證據，沒立即判死刑，後來輾轉被SS送到Dauchau集中營，在槍殺前，為美軍所解放。
        由於他基於善念，曾阻止比利時猶太人運送到德國的集中營，這讓他免去12年的牢獄之災。他的二任妻子，還是來自他昔日所統轄比利時，她故去的前夫還是個抗德游擊隊員！
當然，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後來還是有跟他的國民黨友人繼續有書信往來，他活到1966年。

        蔣介石這個人，你可以說他千萬個不好，但他確實不是落井下石忘恩負義之徒。三十年代塞克特與法爾肯豪森給與國民政府的大力幫助讓蔣介石非常感激，直到敗退到臺灣後痛定思痛，還是對德國將領當年的工作讚歎不已，越讚歎越是感激，越感激越想知道：這個老朋友在哪里呢？
        一打聽才知道，國民政府的老朋友法爾肯豪森已經因為戰犯罪在比利時身陷囹圄，蔣介石不管那些，安排人給法爾肯豪森的家人多次送去生活用品，48年至51年間的德國，這些東西可比錢管用得多。自然，錢也沒少給，臺灣1947年8月5日的電文裏明確指出，給法爾肯豪森送去3000美元現金以資幫助。另外，（據說）在1953年10月法爾肯豪森75歲生日時，又收到了蔣介石贈與的12000美元。（另一說法是1950年10月蔣介石贈送給法爾肯豪森生日禮金一百萬美元）。按照那個年代的物價和貨幣，一百萬似乎有些不太可信，12000元更加可靠些。就是12000美金在當年也是價值不菲的鉅款了。
        蔣介石敗退到臺灣後，他重整軍隊非常需要外軍將領的幫助，當時可供選擇的有美軍、日軍和德軍將領。德國將領做顧問有個好處是：他們只做分內的事情，絕不干涉國民黨的內政，只抓軍事，不涉及政治或經濟，這一點是蔣介石非常滿意的。另外，美國政府不支持蔣介石“反攻大陸”，幫助臺灣防守可以，幫助國軍增強進攻能力是萬萬不能的，而且這些美國佬還睜大了眼睛，只要國軍稍有動靜，好比增強戰備啊，增加後勤補給啊，美國佬馬上指手劃腳吆五喝六，這是蔣介石決不能接受的。最重要的一點是，德軍在二戰中的戰鬥力有目共睹，尤其是中後期，在裝備和兵力都不佔優勢的情況下，德軍依舊刻苦頑強，打出了一系列出色的戰役，這種“窮人的戰爭”是蔣介石最需要的，從中能看出德軍指揮官的高超指揮藝術。在這一系列情況下，再次聘請德國退役將領擔任顧問就成了臺灣唯一的選擇。
        聘請德國退役將領來臺灣，請誰呢？蔣介石又一次想到了法爾肯豪森將軍，但這時候的法爾肯豪森年事已高，從身體上來說已經不太可能，另外就是，在二戰過程中，法爾肯豪森並沒有統帥大軍對抗敵人的一手經驗，也就是說他與現代軍事已經脫節，此事只得作罷。隨即，臺灣方面又把目光放在了二級上將瓦爾特·溫克身上。
        溫克將軍名氣太大，他曾經是古德林的參謀長。二戰末期的柏林戰役，希特勒的最後希望就是溫克集團軍，他盼望著溫克集團軍解救柏林。溫克將軍卻不這麼想，他認為在這一刻，“一個人的命運已經不重要了”，他下令牢牢守住易北河上的陣地，目的是守住一條通道，讓德國士兵和老百姓能夠通過這裏向西方的美英軍隊投降而不是落到俄國人手裏。
        溫克將軍對華態度非常友好，因為他曾經擔任過塞克特將軍的副官。接到邀請後，溫克思考了很久，最後以身體及家庭的原因謝絕，但他向臺灣政府鄭重推薦了奧斯卡·孟澤爾將軍。孟澤爾將軍非常願意到臺灣擔任軍事顧問，於是有了後來的“明德專案”（明德、培德、進德各不相同）。

       當時臺灣選擇德軍將領擔任軍事顧問，有幾個條件，仔細看看，還是比較苛刻的。
1：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戰後的“十萬陸軍”重建工作。
2：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
3：參加過西德聯邦國防軍的重建工作。
4：擔任過軍或師級以上職務，參謀官有過教育經驗。
       這幾個條件比較嚴格，好比第三條就把具有納粹色彩的將領排除在外。此外，德國方面又提出“必須是西德國防軍退役將領”這個條件，以避免政治上的尷尬，實際上這是畫蛇添足，從第一個條件看就可以基本滿足第五個條件了。
         德國軍事顧問在臺灣的月薪是1500—1800元台幣，雖說比一般國軍將領要高，但這份工資仍不足以養活他們在德國的家人。臺灣當年的經濟也不太好，但特事特辦，這些顧問由海軍司令桂永清專發補貼50元美金/每月，以便他們養活家人。從這一情況可以看出，蔣介石給於法爾肯豪森動輒數千美元的手筆。
        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轉交給東德一批檔案，後來這批檔案被東德歷史學家邁勒爾充分採用，他仔細研究後得出了自己的結論。還有一批在西德的關於當年顧問團的檔案被贈與了法爾肯豪森個人。這些檔案都可以說明：德國軍事顧問在中國是有明確目的的！這些目的包括：保證德國持續得到國防工業所需要的戰略物資；通過武裝及訓練中國軍隊，檢驗德國武器以及德軍在一戰後所制定的戰略及戰術；保持普魯士軍官團的戰鬥潛力；在中國灌輸反共理念；為德國在遠東即將進行的擴張計畫作準備。德國的一些歷史學家甚至說，德國軍事顧問執行的，實際就是“沒有殖民地的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義的先驅”。
        當然，持有這類觀點的學者大多是來自民主德國（也有部分來自西方國家），可能會有意識形態的原因，但至少他們提供了這樣的一種理論，讓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去看問題，這比單純的“哈德”要強。最簡單的例子：外交部長牛賴特原先反對塞克特將軍到中國去，在得知如果德國不允許，中國將從法國聘請貝當元帥後，牛賴特馬上答應放人。
        歷史學家的觀點不盡相同，實際上當年德國內部對中國的看法也有不同。德國國防部對派遣軍事顧問到中國是積極支持的，他們認為一方面可以得到中國的原材料，另一方面可以大賣特賣德國武器，從而使德國軍工廠開足馬力，大大提高德國軍火生產能力，再有就是保持德國軍事在中國的影響力。德國外交部則是持矛盾的心態看待這一問題，既同意國防部的觀點，又從政治上擔心引起日本的反感，所以始終小心翼翼地保持平衡：例如德國從滿洲獲取工業原料，但又不敢承認滿洲國；既同意派遣軍事顧問到中國，又堅持不能是現役軍官；既願意中國大批購買德國工業產品，又不願意提供出口風險擔保······所以塞克特將軍二次訪華，外交部是不贊同的，後來又提出了種種條件和建議，都是這種微妙的“平衡”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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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民國五十二年到六十四年間(1963~1975)，國軍有一個編制外的影子單位，代號叫「明德小組」。主其事的是「連絡人」蔣緯國將軍。在十三年中，先後有二十四位現役及退役的德國卓越將校和十九位優秀國軍軍官在這個工作組裏為國軍的建軍備戰竭盡心力的工作過。但因為事屬機密，這段重要的史實一直沒有公諸於世。 王玉麒在少尉時就被選入「明德小組」，擔任首席德國顧問孟澤爾將軍的侍從官。他從民國五十七年到六十四年間，除去在西德留學的一年半，共計在這個小組裏工作了七度，對於這段中德軍事合作的種切，有第一手的深入觀察與瞭解。為了不使歷史留白，王玉麒從民國七十七年退伍起就開始蒐集、整理有關「明德專案」的史料，並對數十位曾參加專案工作的德、中人士進行了訪談。窮十二年之工，經一波三折，「明德專案」的第一版終於在民國八十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問世。該版發行量一千本，在半年內售罄。
       後來三民書局又推出「明德專案」的第二版。與第一版相較，除了在紙張，印刷和裝訂上都考究得多以外，作者還加入了大量新發現的史料，也大幅修改了上版的錯誤。在內容上，本書除還原了長達十三年的「明德案」，「鷹案」，「進德案」，「青雲案」的史實外，還詳述了國軍派員在德軍留學的「培德案」與為配合明德案而成立的「陸軍實驗步兵營」。書中刊出了五十餘楨寶貴的歷史照片，也收錄了許多原始資料與文件，以及「明德小組」成員的回憶文章。 對近代史及軍事有興趣的讀者，這本書提供了許多值得探討的史實，也留下了一些引人深思的問題。
       【王玉麒，安徽和縣人，1944年2月21日生於重慶市，1948年隨父母來台，縣立新竹一中、陸軍官校卅五期畢業，1969-70以中尉軍階在德國山地部隊見習，返國後曾任排、連、營長、教官、組長等職，並七度擔任「明德小組」連絡官，1988年以上校退役，後旅居奧地利，曾任維也納大學先修班德文講師兼班導師五年，並取得中文法定翻譯人執照，現為旅奧中國人協會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