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man Daggers of World War Two

武裝親衛隊阿道夫希特勒第一警衛旗隊師上校--派普爾. 其最高榮譽獎章為騎士級橡葉雙劍鐵十字勳章.
1st SS Division Leibstandarte SS Adolf Hitler(LSSAH),Standartenführer--JOACHIM PEIPER.His highest aword is Knight's Cross of the Iron Cross with oakleaves and swords.

英國著名軍事史學家里戴爾-哈特稱贊派普爾是“二戰中德軍最杰出的指揮官之一，他在戰鬥中體現出了最高級別的軍事效能和奮不顧身的勇猛作風。” 派普爾的過人之處，在於他將戰略頭腦和戰術意識完美結合在一起，膽大包天，心細如發，對戰局的把握準確無誤，擅長用閃電般的進攻將疏于防備的敵人置於死地。派普爾和其他許多著名的德軍指揮官一樣，也非常善於贏得部下的信賴，挖掘他們的潛能，將他們的戰鬥力發揮到極致。在東線和西線的五年血戰中，派普爾作戰英勇，身先士卒，多次負傷。德軍的最高榮譽騎士級鐵十字勛章是用來表彰那些屢次在戰斗中表現勇敢的將士，派普爾榮獲加佩橡樹葉和雙劍徽的騎士鐵十字勛章，整個二戰中只有159人獲此殊榮，其中包括24名黨衛軍官兵。

派普爾和邁耶一樣，都是在黨衛軍王牌部隊希特勒衛隊師里成長起來的指揮官。在德國刻板的軍事傳統燻陶之下，以派普爾和邁耶為代表的一批黨衛軍指揮官卻以靈活多變的戰術指揮著稱于世。派普爾和邁耶的另外一個相似之處，是兩人都有屠殺戰俘的劣跡，戰後都被盟軍軍事法庭判處死刑。如果說邁耶因加拿大佔領軍司令沃克斯的良心發現而奇跡般地免于一死，派普爾最後得以重見天日，就要感謝他的美國律師埃弗里特堅持不懈的努力。


1. 魔鬼的副官

派普爾(Joachim Peiper)1915年出生于柏林郊區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他的父親是一戰老兵，在德屬非洲和土耳其服過役。派普爾早年進入柏林歌德中學(Berlin Goethe Oberrealschule)就讀，這是一所相當有名的學校，強項是教授數學、現代語言和自然科學，派普爾沒有上過大學，卻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和法語。1933年1月，希特勒的納粹黨在德國大選中獲勝，德國開始迅速走向軍國主義道路。大概由於父親的燻陶，加上對希特勒的崇拜，派普爾加入希特勒青年團，並于同年10月加入黨衛隊，開始了他的軍事生涯。

成年以後的派普爾雖然只有1.73米高，體型清瘦，但舉止優雅，談吐得體，很有人緣。1934年，19歲的派普爾加入黨衛隊騎兵分隊，並于同年赴位於布勞恩施維格(Braunschweig)的黨衛隊軍校受訓。畢業以後，品學兼優的派普爾被分配到希特勒警衛旗隊，軍餃中尉，在這里繼續表現出色。1938年，派普爾作為黨衛軍的青年才俊，被推薦給希姆萊，擔任他的副官，很快贏得他的欣賞，不久就提升為首席副官。派普爾在這里不但接觸到了大批納粹黨高層人物，還結識了一位溫柔可愛的女秘書，她一年後成為派普爾的妻子。

1939年9月，德國入侵波蘭。波蘭投降以後，納粹德國初露猙獰面孔，大批波蘭知識分子和社會精英慘重滅絕，數百萬波蘭人被趕出家園，為日爾曼人讓出“生存空間”。希姆萊是這一系列暴行的總設計師，而作為首席副官的派普爾也參與其中。戰後派普爾承認他曾經主持對動物使用毒氣的試驗，但並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派普爾在這些暴行中起了關鍵和主導的作用。

1940年，西線戰事爆發。希姆萊大概想讓派普爾積累一些戰功，放他回到老部隊，擔任希特勒警衛旗隊第11連連長。在敦刻爾克附近的瓦騰堡(Wattenberg)，派普爾初露鋒芒，率領部隊渡過運河攻克了英軍據守的一個要塞。由於作戰勇敢，派普爾被授予二級和一級鐵十字勛章，不過當時不少人認為派普爾名不符實，給他授勛完全是看在希姆萊的面子上。法國戰役結束以後，派普爾回到希姆萊身邊，繼續出任副官一直到蘇德戰爭爆發。

1941年8月，蘇軍在各個主要戰場潰不成軍，北路德軍已經兵臨列寧格勒城下，中路德軍已經攻克斯摩稜斯克，距離莫斯科僅300公里之遙。德軍統帥部上上下下都認為大局已定，蘇聯投降只是時間問題。為了能夠再贏得幾枚勛章，派普爾主動請纓，回到希特勒警衛旗隊第11連再次擔任連長。此時希特勒警衛旗隊隸屬第3裝甲軍，向高加索狂飆突進，到11月21日已經打到羅斯托夫。次年7月，希特勒警衛旗隊撤到法國重組換裝，成為裝甲擲彈兵師，派普爾出任第3裝甲擲彈兵營營長。1943年1月，為了遏制蘇軍的冬季攻勢，德軍發動哈爾科夫反擊戰，希特勒警衛旗隊師被火速調回東線，加入豪瑟將軍率領的黨衛軍裝甲軍，該軍還包括黨衛軍帝國師和骷髏師。在接下來的血戰中，派普爾表現優異，榮獲騎士鐵十字勛章。


2. 從儀仗隊到王牌師

阿道夫希特勒警衛旗隊成立于1933年，最初只是納粹黨的儀仗隊。國防軍將領對希特勒警衛旗隊一直存有偏見，認為他們是“柏油馬路部隊”，言下之意就是嘲諷希特勒警衛旗隊官兵只會走正步而不會打仗。蘇德戰爭爆發以後，希特勒警衛旗隊旅迅速在東線打出了威風。1941年12月，第3裝甲軍軍長麥肯森將軍(General von Mackensen)特意寫信給希姆萊，贊揚希特勒衛隊旅的表現︰“我可以向您保證，希特勒警衛旗隊在國防軍中不但受到將領的青睞，也受到普通官兵的好評。所有的國防軍部隊無論在進攻時還是防守時都希望和希特勒警衛旗隊搭檔。這支部隊紀律嚴明，積極進取，充滿激情，無論多麼危急的局面都無法撼動他們的冷靜。這支部隊的凝聚力是無與倫比的. . . 真是一支精英部隊。” 此時距離希特勒警衛旗隊成立尚不足十年。

是什麼原因使希特勒警衛旗隊在短短十年間獲得如此強勁的戰力？作為元首衛隊的榮譽感是不容忽視的精神力量。部隊官兵對軍事素養的高標準嚴要求，常年堅持不懈的高強度訓練是戰鬥力的基礎。希特勒衛隊身經百戰，自從1940年5月離開德國進軍西線，在以後的五年當中只有10個月的時間離開前線休整。豐富的戰斗經驗是強勁戰斗力的源泉。

除此以外，以希特勒衛隊為代表的黨衛軍精英部隊還表現出一種與眾不同的氣質。1944年在法國作戰的一位美軍軍官對這種氣質有過一個準確的描述︰“這些人作戰的態度我平生前所未見，好像他們從心底喜歡打仗，從中獲得無窮樂趣。顯然他們寧可戰死沙場，也不願意老死在床上。” 一位希特勒警衛旗隊的上尉在日記中證實了這個看法︰“俄國戰場那些殘酷的防守戰役 - 而不是初期的長驅直入 - 讓我領略了戰爭的美麗，永遠銘刻在心。我的很多戰友非常慘烈地犧牲了，但對那些活下來的人來說，這種用極端的危險和苦難換來的經歷依然非常值得。過了一段時間以後我們就達到了一種境界，我們不再掛念自己或國家，生命的目的純粹是等待下一次戰鬥，下一次同敵人的你死我活。這是一種非常偉大的存在感，在戰鬥中身體裡的每一根神經都如此充滿活力，真是一種非常刺激的人生體驗。”

派普爾身上濃縮了這種戰鬥氣質。派普爾的裝甲擲彈兵營神出鬼沒，擅長對甦軍發動夜襲，不久就獲得了“噴槍營”(Blowtorch Battalion)的稱號，因為派普爾的裝甲車隊經常在夜里槍炮齊發沖入蘇軍陣地，殺個幾進幾出。但這種英雄主義行為已經于事無補。進入1943年，納粹德國在各條戰線上都接連遭受慘敗。在東線戰場，蘇軍已經不再象兩年前那樣一遇到德軍包抄就潰不成軍，而是立刻集結強大的裝甲部隊發動反包圍。個別德軍精英部隊雖然屢次突破擊潰蘇軍，在局部取得勝利，但蘇軍總是能夠找到德軍戰線的弱點，以優勢兵力和強大攻勢迫使德軍戰線整體後退，達到戰役目的。

戰爭進行到這個階段，德軍已經是左支右絀，忙於招架了。戰爭的殘酷和失敗的挫折感也在磨礪著黨衛軍官兵的神經，這些部隊除了保持一貫的堅韌和狂熱以外，變得越來越嗜血成性，冷酷無情，頻頻濫殺俘虜和平民以泄憤。在東線習慣了你死我活的希特勒警衛旗隊師官兵調到西線作戰故伎重演，劣跡斑斑，成為臭名昭著的魔鬼之師。


3. 雪地奇兵

派普爾的第3裝甲擲彈兵營下屬3個擲彈兵連，每連有16輛SdKfz 251裝甲車，車上裝備兩挺MG34機槍；另有一個炮連，包括1個排的捷克造PzKpfw 38(t) 輕型坦克4輛，75毫米和37毫米自行火炮各一個排(數量不詳)，以及乘坐裝甲車拖拽3門反坦克炮的先鋒排。全營官兵約800人。

哈爾科夫反擊戰中派普爾最出色的戰例，當屬救援國防軍第320步兵師的行動。1943年2月初，蘇軍四個集團軍在哈爾科夫南部突破德軍防線，渡過頓尼茨河，向西南方向突進。德軍320師本來在薩瓦季沃(Ssavativo)附近據守，此時落在蘇軍的後面，處境危險。德軍南方集團軍群司令部命令該師向德軍防線且戰且退，同時命令希特勒警衛旗隊師派遣得力部隊殺入蘇軍控制區予以接應。這個艱難的救援任務交給了派普爾的第3裝甲擲彈兵營。派普爾部隊必須渡過烏迪河(Udy River)，然後橫穿甦軍第3坦克集團軍的攻擊路線，到達頓尼茨河西岸的斯米耶夫(Smiyev)，320師需要從目前的位置前進15公里，到斯米耶夫同派普爾部隊會合。

為了執行這次救援任務，德軍以派普爾營為核心組成了一個戰斗集團(Kampfgruppe)。戰斗集團是德軍在二戰中的創新，這是為了完成特別任務而臨時組建的戰斗團體，通常會包含不同隸屬、不同軍種的部隊。一旦任務完成，戰斗集團通常會解散，而各個部隊回歸各自的編制。戰斗集團的組建非常靈活多變，完全取決于戰斗任務的需要。二戰中德軍大量使用這種隨機應變的戰術組織，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派普爾戰斗集團由他的第3裝甲擲彈兵營為核心，另外還有百余輛的空卡車和幾支醫療隊，這是因為320師有1,500名傷員需要運輸救治。派普爾營的防區在烏迪河北岸，河上有一座木橋，橋對面的科拉斯尼亞村已經落入甦軍手中。派普爾先讓部隊在夜幕的掩護下前進到木橋近旁，清晨4點半發動突然進攻，以裝甲車為先導的車隊槍炮齊發沖過木橋，迅速穿村而過。村里的甦軍促不及防，稍作抵抗以後撤離，派普爾的車隊只損失了六輛卡車，司機全部獲救。派普爾留下一支小部隊據守木橋，然後向南猛打猛沖，一路上遭遇幾支行進中的蘇軍部隊。由於蘇軍突入德軍防線40公里，這一帶已經成為甦軍的後方，派普爾遇到的蘇軍多是後勤部隊，並沒有坦克保護。這些甦軍根本沒有料到會在這里遭遇德軍，在派普爾裝甲車隊的沖擊下四散奔逃。早上6點，派普爾就抵達斯米耶夫，但320師連個影子也沒有見到。

派普爾提心吊膽等了一天，直到傍晚320師的先頭部隊才出現在頓尼茨河東岸。320師官兵顯得筋疲力盡，士氣低落，千余名重傷員堆放在匆忙制成的馬拉爬犁上，放不下的傷員就在腰上捆條繩子拖在爬犁後面。派普爾帶來的醫療隊連夜為傷員提供緊急救治，而派普爾的裝甲車在四周布防。第二天清晨，320師啟程撤退，卡車滿載傷兵，後面跟著尚能行走的士兵，而派普爾的裝甲車隊在320師兩側和後方護衛。這個龐大的隊伍緩慢行進，派普爾來時只花了一個半小時的路程，回去整整走了6個小時。值得慶幸的是，由於派普爾戰斗集團動作太快，蘇軍有些不知所措，德軍回程並沒有遇到阻擊。但是當320師到達烏迪河畔的科拉斯尼亞村時，發現村子已經被蘇軍一個雪橇營攻佔，而烏迪河上的木橋也被炸毀。顯然這是蘇軍的阻擊部隊，而更多的甦軍正在向這里匯集。

320師此時已經基本喪失了戰斗能力，全指望派普爾的部隊了。派普爾立刻率領一隊裝甲車沖進村子里，同蘇軍逐屋逐戶地激戰，最後將這支甦軍部隊殲滅。烏迪河對岸，希特勒警衛旗隊師的工兵部隊迅速架起一座浮橋，但只能經得起滿載的卡車通過。到下午4點，320師全部官兵都已經撤到烏迪河北岸。這時派普爾面臨一個抉擇，要麼掉頭殺回去，然後折向西前從烏迪河上游德軍控制的另一座橋通過；要麼放棄所有裝甲車，步行撤回德軍防線。派普爾率部殺了回去，一路上擊潰數支蘇軍阻擊部隊，于當天午夜安全撤過烏迪河。由於在此次行動中的杰出表現，派普爾被授予騎士鐵十字勛章。希姆萊特地發來電報表示祝賀。


4. 百煉成鋼

希特勒警衛旗隊師在哈爾科夫作戰中損失慘重，陣亡軍官167人，士兵4,373人。1943年春天，希特勒警衛旗隊師被調往法國休整，換裝成為裝甲師。這期間希特勒警衛旗隊師被抽調一批骨干去組建黨衛軍第12裝甲師“希特勒青年團”，隨後補充了2,500名空軍官兵。這些人非常不情願離開空軍，來到希特勒警衛旗隊師以後牢騷滿腹。但他們很快就融化在這個大熔爐里，成為希特勒警衛旗隊師的有機組成部分。

1943年7月，希特勒警衛旗隊裝甲師回到東線，參加庫爾斯克戰役。戰役中希特勒警衛旗隊師喪失了三分之一的坦克，傷亡官兵2,753人。不久盟軍在意大利登陸，希特勒警衛旗隊師被緊急調往意大利，先擔任收繳意大利部隊武器的任務，然後在意大利北部進行防守作戰。在這里派普爾又犯下了戰爭罪行。某天駐扎波弗斯(Boves)的意大利部隊扣押了兩名德軍士兵，派普爾遣去救援的部隊報告說遭到意大利部隊的襲擊。派普爾立刻率領全營殺到波弗斯，用150毫米自行榴彈炮轟擊城區，迫使意大利部隊投降。戰鬥中共有34名意大利平民喪生。

1943年冬天，希特勒警衛旗隊師又回到烏克蘭前線作戰。11月21日，派普爾得到晉升，出任黨衛軍第一裝甲團團長。這是希特勒警衛旗隊師的主力部隊，下屬的160輛坦克是該師的全部家底。當時希特勒警衛旗隊師里戰功、資歷和派普爾比肩的人有好幾位，派普爾能夠脫穎而出，和希姆萊的關系肯定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派普爾不負眾望，再立奇功。12月底，面對蘇軍第16集團軍的進攻，派普爾戰斗集團再次出動，從佩卡奇納村(Pekartschina)突破，深入甦軍戰線30公里，一路上專門攻擊甦軍指揮機關，一共打散了4個甦軍師部，擊斃甦軍2,500人。由於派普爾戰斗集團在後方造成的干擾和破壞，甦軍第16集團軍的進攻被迫停止。為此派普爾的騎士鐵十字勛章加佩橡樹葉，他同時還獲得了“近戰獎章”(Close Combat Badge)，這是用來表彰參加近距離戰鬥30次以上的德軍官兵。

1944年2月，為了營救圍困在科爾松的六萬德軍，希特勒警衛旗隊師和國防軍第1、16、17裝甲師一起同兩個方面軍的蘇軍發生激戰，以沉重代價突破蘇軍圍困，成功營救了大約3萬4千德軍。此後希特勒警衛旗隊師且戰且退，到3月14日退入羅馬尼亞時，全師僅剩下41名軍官和1,188名士兵。不久希特勒警衛旗隊師殘部就撤到比利時休整重建。

在比利時希特勒警衛旗隊師接收大批新兵和最新型的裝備，很快恢復元氣。此時希特勒警衛旗隊裝甲師隸屬迪特里希指揮的黨衛軍第一裝甲軍，作為戰略預備隊駐扎比利時。1944年7月初，希特勒警衛旗隊師奉命向諾曼底的盟軍發動反擊。7月7日，希特勒警衛旗隊師從美軍第7、8軍的結合部突破，派普爾率領一隊虎式坦克長驅直入，一直突進到離海灘11公里的地方。在這里派普爾的坦克部隊遭遇美軍第3裝甲師，於是展開一場坦克大戰。美軍的制式裝備“雪曼”坦克被士兵戲稱作“郎森打火機”(The Ronson Lighter)，意指其50毫米厚的裝甲防護力太差，一打就著。在硬踫硬的正面較量中雪曼坦克根本不是虎式坦克的對手。

但是派普爾坦克部隊的威脅並不是來自對方的坦克，而是來自空中。數百架美軍“閃電”式和“野馬”式攻擊機蜂擁而至，以擦著樹梢的高度向德軍裝甲部隊狂轟濫炸。美軍攻擊機以127毫米火箭彈打擊德軍坦克，以12.7毫米機槍掃射運兵車，戰果累累。在戰斗中派普爾的坦克被擊中，他負傷被撤下火線，送回德國療養。8月初諾曼地戰役結束，十幾萬德軍被殲滅。希特勒警衛旗隊師以傷亡5千人的代價僥幸逃出了盟軍的包圍圈，撤到德國萊茵地區休整。


5. 阿登反擊戰

為了扭轉西線戰局的頹勢，希特勒親自策劃了代號為“萊茵哨兵”的阿登反擊戰。為此希特勒集結了9個裝甲師和20個步兵師的兵力，包括1,460輛坦克和坦克殲擊車，2,600門火炮，並有1,600架飛機支援。此次反擊戰計劃在阿登山區的美軍部隊中間打開突破口，突破之後裝甲部隊高速挺進，渡過謬斯河(Meuse River)，與荷蘭德軍一道攻取比利時港口安特衛普，截斷盟軍的後勤補給，迫使整個盟軍戰線崩潰。

據說迪特里希得知這個作戰計劃以後勃然大怒，強烈要求面見希特勒。他認為希特勒計劃在三天之內強渡謬斯河、攻克安特衛普是異想天開，將要葬送他辛苦重建的部隊。迪特里希愛兵如子，每次戰役之前都要囑咐他的將官︰“把我的孩子們都帶回來！” 他的擔心並非沒有道理，因為希特勒警衛旗隊1939年建團時的3千官兵，到此時只有30個人幸存下來。希特勒對迪特里希拒不接見，堅定不移地執行他的計劃。

希特勒警衛旗隊師再次擔當重任，成為德軍右翼突擊箭頭。這個箭頭其實就是派普爾戰斗集團。此時派普爾的部隊里又補充了許多新兵，他們雖然缺乏戰鬥經驗，但鬥志旺盛。派普爾戰後在回憶錄中寫道︰“我發現諾曼地戰役以後我的部隊里主要由年輕、狂熱的士兵組成。他們中間許多人在空襲中失去了親人，在科恩他們親眼看到空襲過後數千殘缺不全的尸體遍布大街小巷。他們對敵人的仇恨如此強烈，很多時候我都無法控制得住。”

派普爾的黨衛軍第一裝甲團此時達到滿員編制，一共3,500官兵。本來該團的編制包括一個營的馬克四型坦克76輛，和一個營的豹式坦克76輛，但由於此時坦克短缺，只能配備一個坦克營，包括馬克四型和豹式坦克各36輛。這其實就是希特勒警衛旗隊師所有的坦克。馬克四型坦克是德軍二戰使用最多的型號，重25噸，正面裝甲厚80毫米，裝備一門75毫米48倍身管的加農炮。豹式坦克大概是德國二戰中制造的最優秀的坦克，重45噸，正面具有坡度的裝甲厚100毫米，裝備75毫米70倍身管的加農炮。為了加強派普爾戰鬥集團的突擊能力，黨衛軍第一裝甲軍直屬第501重型坦克營配屬給了派普爾。該營擁有45輛最新式的“虎王”坦克，重69噸，正面裝甲厚180毫米，裝備一門威力巨大的88毫米71倍身管加農炮。不過虎王坦克非常笨重，油耗驚人，機械性能也不穩定，在後來的戰鬥中並沒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加強給派普爾戰鬥集團的部隊還包括黨衛軍第二裝甲擲彈兵團3營大約800人，裝備有一批裝甲運兵車。炮火方面派普爾戰鬥集團配屬了一個連的150毫米自行火炮6門，和一個營的105毫米拖拽式火炮18門。防空方面，派普爾的團屬防空連裝備有四聯20毫米機關炮的“旋風”戰車3輛，37毫米高炮8門，此外又配屬了空軍第84高炮營，擁有37毫米和20毫米高炮18門。這樣派普爾戰斗集團的總兵力，包括官兵約5千人，坦克117輛，裝甲車149輛，6門150毫米火炮，18門105毫米火炮，以及38門高炮。這的確是一支非常強大的突擊力量。

希特勒警衛旗隊師組建的另外一支戰鬥集團值得一提。黨衛軍150裝甲旅大約有3,000人，由斯科澤尼上校(Otto Skorzeny)率領。該部隊身穿美軍軍裝，開著繳獲的美軍坦克和吉普車，任務是滲透到盟軍戰線後方戰略交通要道和橋梁，以及襲擊盟軍指揮機關，制造混亂。阿登戰役中該部隊有27名官兵被俘，由於他們身穿美軍軍裝，全部被當作間諜就地槍決。

在希特勒警衛旗隊師的對面，是美軍第99步兵師，扼守25公里寬的防線。在其左面是美軍106步兵師，據守20公里寬的防線。在這兩個師中間有一個10公里寬的缺口，由美軍第14騎兵團把守，其中一個營約450名官兵駐防的一個小村莊羅謝姆(Losheim)，正是派普爾的突破點。在附近的美軍部隊還有第3裝甲師和第30步兵師，後者號稱“羅斯福黨衛軍”，戰鬥力相當強勁；第82空降師在西南面的法、比邊境休整，隨時可以參戰。美軍部隊因為戰損過高而士氣低落，和德軍的眾志成城形成鮮明對比。以30步兵師為例，在過去11個月里有4個步兵營里更換了三任指揮官，另有一個營換了四任。這期間的戰鬥減員加起來相當于該師滿員編制的兩倍。阿登戰役前夕天氣惡劣，氣溫降到零下，雨雪交加，每天大霧彌漫，能見度經常不超過20米。美軍士兵往往離開各自的散兵坑躲進民房里取暖。美軍兩個步兵師分散兵力據守漫長的戰線，缺乏防御縱深，被德軍突破一點即面臨全線崩潰。戰役伊始德軍佔據不少有利條件，加上進攻的突然性，並非沒有一點勝算。美軍唯一強過德軍的地方就是武器裝備。德軍象希特勒警衛旗隊裝甲師這樣的王牌部隊也只有72輛坦克，而美軍第3裝甲師擁有263輛坦克，連第30步兵師也有71輛謝爾曼坦克和36輛M10殲擊坦克。

派普爾也有自己的煩惱。他的突擊目標謬斯河在150公里以外，但他的部隊攜帶的汽油在阿登森林的泥濘道路上最多只夠推進100公里的。德軍情報官員給派普爾提供了一份美軍油庫的詳細分布圖，派普爾就只能指望劫奪美軍的汽油完成突擊任務。另一個問題是派普爾戰鬥集團並沒有配屬舟橋部隊，但德軍情報官員安慰派普爾，說黨衛軍150裝甲旅會先期佔據所有重要的橋梁。這純粹是紙上談兵，開戰以後斯科澤尼的部隊絕大多數未能按期出動，最後只得編入常規部隊作戰，而缺乏架橋能力最終使派普爾戰鬥集團功虧一簣。


6. 最後的瘋狂

阿登戰役是二戰中德軍發動的最後一次閃電戰，而最初的兩天里派普爾戰鬥集團的突擊勢如破竹，也充分體現了閃電戰的風格。1944年12月6日清晨，德軍1千餘門大炮猛烈轟擊盟軍陣地，炮火持續了兩個小時。跟隨炮火延伸而發動進攻的是德軍步兵，他們的任務是為裝甲突擊集團打開缺口，掃清障礙，排除地雷，隨後裝甲突擊部隊從缺口長驅直入，一路上避免和敵人糾纏，而以最快的速度向縱深突進。同時德國空軍向比利時和法國北部的盟軍飛機場發動突襲，將數百架盟軍飛機摧毀在停機坪上。此次襲擊得不償失，盟軍的損失可以迅速得到補充，而德國空軍在行動中損失的300架飛機和200名飛行員，卻是難以彌補的。

派普爾戰鬥集團的目標是謬斯河畔的修依城(Huy)，突擊距離150公里。12月6日，派普爾接到出擊命令，但他的進攻線路上，德軍第12國民擲彈兵師(12th Volksgrenadier Division)的馬拉大炮在泥濘里寸步難行，阻塞了道路。派普爾心急如焚，命令部隊以豹式坦克開路強行通過，把擋道的馬車推到路邊。到達突破口以後，派普爾又遇到一個雷區，顯然負責打開缺口的德軍第9傘兵團並沒有清除所有的地雷。派普爾不得不命令部隊沖過去，這樣在遭遇敵軍之前派普爾戰鬥集團就損失了3輛坦克和兩輛裝甲車。在蘭澤拉斯村(Lanzerath)，派普爾遇到第9傘兵團的霍夫曼團長，後者聲稱在前面的森林里有大批美軍，他在等待增援。派普爾親自詢問傘兵團的偵察部隊，發現沒有一人親眼見到美軍部隊。派普爾勃然大怒，命令霍夫曼的傘兵團立刻攻擊前進。結果不出派普爾所料，美軍早就撤離這一地區，派普爾戰斗集團在這里白白耽擱了半天時間。

派普爾戰鬥集團一直前進了15公里，才遇到抵抗。洪斯費爾德(Honsfeld)小鎮是美軍394步兵師的休整基地，在這里駐守著第801殲擊坦克營和第32騎兵連，另外還有394步兵師的125名士兵在此休整。17日清晨4點30分，派普爾戰鬥集團向洪斯費爾德發動進攻。此時美軍前線各部隊在德軍突然打擊下紛紛後撤，局面混亂不堪。17日凌晨一支美軍部隊匆匆撤向洪斯費爾德，在黑暗中和派普爾戰鬥集團擦身而過。派普爾立刻改強攻為偷襲，派遣一支坦克部隊緊跟在美軍車隊的後面。一路上美軍哨卡毫無察覺，德軍坦克就這樣順利地進入洪斯費爾德，美軍驚覺時德軍已經控制了鎮內各戰略要地。經過短暫的戰鬥，派普爾以損失兩輛豹式坦克的代價攻克小鎮，俘虜300余人，繳獲M10殲擊坦克15輛。

洪斯費爾德北面5公里的布林根(B　llingen)是美軍的一個油庫。雖然布林根位於希特勒青年團裝甲師的攻擊線路上，派普爾焉能放過這塊送到嘴邊的肥肉。早上8點，派普爾的一個裝甲營沖入布林根，擊毀機場上的12架美軍偵察機，俘虜守軍200余人，自己僅損失一輛四型坦克。派普爾的攻擊非常突然，美軍第2步兵師總務連100餘人被俘時正在排隊領早餐。派普爾戰鬥集團繳獲了5萬加侖汽油，士氣高漲。這天天氣放晴，美軍飛機立刻發動攻擊。駐荷蘭的美國空軍第366大隊出動39架P-47閃電式攻擊機飛臨布林根地區。第一攻擊波擊毀了派普爾的一輛虎王坦克，而派普爾的防空火力也擊落了一架美軍飛機。第二攻擊波包括16架閃電式，但這些飛機未能造成任何破壞，因為一隊德國空軍的M109戰鬥機飛來迎戰，空戰中雙方都有損失。

派普爾在布林根審問俘虜，得知西南方向的里諾維爾(Ligneuville)小鎮是美軍第49防空旅的總部，旅長廷伯萊克(Timberlake)準將就住在鎮內的“磨坊”旅館。派普爾在東線俘虜過無數將級軍官，但還從來沒有抓獲一個美國將軍，這個準將顯得很有吸引力。於是派普爾改變行軍路線，上午11點到達伯涅茲(Baugnez)以後沒有繼續向西，而是折向南方直取里諾維爾。為了保證行軍的速度，派普爾兵分兩路，另一路從北面的馬爾梅迪(Malm　dy)附近通過。精明強幹的派普爾這時卻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雖然他的部隊輕取里諾維爾，卻未能抓住廷伯萊克，白白耽誤了6個小時，還損失了一輛豹式坦克。更糟糕的是，派普爾分出去的那支部隊在馬爾梅迪附近俘虜美軍第285炮兵觀察營B連官兵113人，結果德軍將這些俘虜趕到一個開闊地以機槍掃射，84人當場斃命，25人受傷存活下來，只有4個人趁亂逃脫。馬爾梅迪大屠殺載入史冊，成為德國黨衛軍的戰爭罪行範例。羅斯福總統得知此事以後說︰“現在每個美國士兵都和猶太人一樣痛恨德國人了。”

派普爾此時並不知道屠殺戰俘的事情，他正率領部隊急忙趕向交通要地斯塔夫勒(Stavlot)。派普爾的攻擊線路兩次穿過安布里夫河(Ambl　ve River)，奪取位於斯塔夫勒和三橋鎮(Trois Ponts)的兩座橋就顯得事關成敗了。事實上美軍部隊17日才分別進駐斯塔夫勒和三橋鎮，如果派普爾17日上午徑直向西進攻，而不是繞道去抓美國將軍的話，將能夠輕易奪取這兩座橋。18日清晨6點，派普爾戰鬥集團向斯塔夫勒發動進攻。由於派普爾來得太快，斯塔夫勒守軍兩個連並沒有做炸橋的準備，結果讓德軍坦克輕松過橋。這兩個連英勇抵抗，依靠4輛M10殲擊坦克和3門57毫米反坦克炮阻擊德軍長達4個小時，給7公里以外的三橋鎮美軍贏得了時間。

三橋鎮位於安布里夫河和薩爾姆河(Salm River)交匯處，因此地的三座橋得名。上午11點30分，派普爾的坦克部隊就沖到三橋鎮外面，德軍的豹式坦克沿東西向的N23公路而來，N23公路和南北向的N33公路有一個丁字路口，安布里夫河橋就在路口南側。駐守三橋鎮的美軍第51和第291工兵營此時正忙於給安布里夫河橋裝炸藥，為了遲滯德軍的坦克，四名勇敢的美軍士兵將一門57毫米反坦克炮推到北側橋頭。為首的德軍坦克上了N33公路左轉，立刻看見這門炮。豹式坦克趕忙停車，近在咫尺匆匆開火，首發沒有命中。幾乎是坦克開炮的同時，美軍的反坦克炮向豹式坦克車底打出一發穿甲彈，炮彈在石板路面上反彈，鑽進裝甲薄弱的坦克底盤里去了，豹式坦克立刻濃煙滾滾。第二輛德軍坦克沖了上來，和這門反坦克炮相距30米進行對射。結果一發炮彈擊中反坦克炮，四名炮手被炸得粉身碎骨。在德軍坦克受阻的十幾分鐘里，美軍工兵終於安裝完了炸藥。11點45分，安布里夫河橋在派普爾的眼前轟然坍塌。派普爾勉強控制住沮喪的心情，率部隊沿N33公路北上，尋找其它橋梁渡河。

四名美軍反坦克炮手英勇阻擊德軍坦克，是二戰中美軍士兵少見的英雄主義行為，對阿登戰役的結果有相當深遠的影響。就在此時，美軍第82空降師正在三橋鎮以西20公里的維伯蒙(Werbomont)集結，這些部隊匆匆自法國趕來，冒雨乘車13個小時，剛剛進駐維伯蒙，所有的重裝備都落在後面。如果派普爾戰鬥集團在三橋鎮順利過河直搗維伯蒙，筋疲力盡、沒有重炮和坦克的82空降師絕對抵擋不住。維伯蒙以西一馬平川，將不會有任何值得一提的盟軍部隊可以阻止派普爾戰鬥集團完成戰役目標。四位英勇的美軍士兵用自己的生命為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貢獻，讓我們記住他們的名字︰麥考倫(Lillard McCollum)，霍倫貝克(Donald Hollenbeck)，布坎南(Dallas Buchanan)，和希金斯(James Higgins)。


7. 潰敗

12月18日下午1點30分，派普爾戰鬥集團進佔三橋鎮以北6公里的格萊茲(La Gleize)，沒有遭遇抵抗。接著派普爾親率一隊坦克和一個營的裝甲車向西南方向12公里以外的“新磨坊”橋(Neufmoulin Bridge)進發。路上美軍偵察機發現派普爾車隊，招來數十架美軍閃電式和皇家空軍的台風式攻擊機，輪番攻擊了兩個多小時。派普爾車隊以防空火力還擊，且戰且行，最後以損失3輛坦克和4輛裝甲車的代價到達新磨坊橋，發現美軍已經將橋炸毀。派普爾只得返回格萊茲。

12月18日是非常關鍵的一天，美軍增援部隊在這一天紛紛到達阿登戰區，派普爾戰鬥集團遇到的抵抗越來越強，而他的力量由於連日戰損卻越來越弱。19日清晨，派普爾戰鬥集團沿N33公路向西前進，進攻格萊茲以西5公里的斯圖蒙(Stoumont)。派普爾此戰使用的部隊只有3個連的擲彈兵，和9輛坦克。斯圖蒙守軍是美軍第30步兵師119步兵團3營，配備10輛謝爾曼坦克和8輛M10殲擊坦克，此外還有兩門90毫米反坦克炮。他們早就接到預警，已經做好部署嚴陣以待。此時天降大霧，能見度只有50米。派普爾的擲彈兵們在濃霧的掩護下悄然滲透到美軍坦克掩體周圍，絕大多數坦克未發一炮就被俘獲。接著派普爾率領9輛坦克沖進鎮里，美軍的90毫米炮干掉一輛豹式坦克，但其他德軍坦克立刻向兩側迂回，並擊毀了提供掩護的幾輛M10殲擊坦克，兩門90毫米炮的炮手不得不棄炮逃生。戰鬥結束以後，美軍第119步兵團3營被俘近300人，這是派普爾戰鬥集團取得的最後一次勝利，派普爾突進100公里以後終於到了強弩之末。

就在派普爾戰鬥集團攻克斯圖蒙時，美軍趁德軍兵力空虛，攻下了斯塔夫勒，德軍立刻發動反擊，激戰中美軍將安布里夫河上的橋炸毀，這樣就斷了派普爾的後路。與此同時，美軍82空降師會同第30步兵師開始從四面包圍上來，將派普爾戰鬥集團圍困在斯圖蒙 - 格萊茲一線。20日，美軍轉守為攻，沿N33公路向東進攻斯圖蒙，派普爾戰鬥集團面對優勢敵人苦苦抵擋，飲馬謬斯河的夢想已經徹底成為泡影。

以後的幾天里，派普爾戰鬥集團和美軍膠著於斯圖蒙附近。美軍的155毫米大炮不停地轟擊派普爾據守的村莊，空襲也更加頻繁了。派普爾麾下年輕的黨衛軍士兵越來越焦躁不安，動輒屠殺無辜平民發泄胸中的郁悶(戰後據比利時政府的調查，派普爾的部隊在安布里夫河谷作戰的一個星期里，屠殺的平民超過200人)。數百美軍戰俘因此朝不保昔。被俘的美軍119步兵團3營營長麥考恩少校(Hal McCown)同派普爾有過幾次相當友好的談話。雖然麥考恩對派普爾有先入為主的成見，談話中他很快被派普爾的機智和幽默征服，心生由衷的敬意。眼前這位年僅28歲的德軍團長顯然比他見過的所有美軍團長更年輕，更出色，經歷過更多的槍林彈雨。最令人驚訝的是派普爾到這時仍然保持旺盛的鬥志和必勝的信心。麥考恩在談話中裝做漫不經心地問起德軍在東線怎麼對待俘虜的。派普爾笑道︰“我真應該帶你到東線去看一看，你就會理解我們為什麼要違反戰爭規則。俄國人根本不知日內瓦公約為何物，有朝一日你們美國人也會親身領教俄國人的野蠻行徑，那時你就明白我們的做法已經非常文明了。” 麥考恩請派普爾保證，將依照日內瓦公約對待他的戰俘，派普爾很莊重地回答︰“我可以向你保證。” 戰後美軍軍事法庭對派普爾的審判中，麥考恩作為辯方證人出庭，竭力替派普爾申辯。

派普爾堅持到23日，就明白大勢已去。他向希特勒警衛旗隊師師長蒙克(Mohnke)請求撤退，蒙克開始堅決不許，後來雖然答應，但要求派普爾必須把傷員和坦克都帶回來。此時派普爾部隊里的傷兵超過500人，只有大約800人仍具有戰斗能力。派普爾的坦克燃油將盡，只能勉強挪動一個位置，根本無法長途跋涉。派普爾跟麥考恩商量說，他打算撤走時將所有德軍傷員和美軍俘虜一起留下，希望麥考恩可以保證等德軍傷員傷愈就將他們釋放。麥考恩坦言無法做此承諾，但可以簽字證明和派普爾有過這樣的商議。派普爾也就欣然應允。

24日凌晨3點，派普爾和800名幸存的官兵悄然離開格萊茲村，一位軍醫和幾名護士自願留下來陪伴500多名傷員。所有的坦克上面都安裝了定時炸彈，在他們離開以後2小時引爆。經過一天一夜的徒步跋涉，派普爾將這800人安然無恙地帶回德國。整整9天沒合眼的派普爾回到德軍防線以後立刻精神崩潰，在病床上昏睡了幾天。雖然派普爾戰鬥集團未能完成任務，師長蒙克依然申請給派普爾的騎士鐵十字勛章加佩雙劍徽，這個申請于1945年2月4日得到批準。

派普爾在醫院里休養了一個多月，1945年2月14日才回到部隊。此時希特勒警衛旗隊師調往東線，在匈牙利阻擊蘇軍的進攻。阿登戰役中希特勒警衛旗隊師再次遭受重創，傷亡官兵一萬余人，但很快得到補充，這時又達到1萬9千人的兵力。師長蒙克調任柏林衛戍司令，庫姆從南斯拉夫趕來繼任師長，而派普爾出任副師長，指揮師屬坦克集團，包括四型坦克21輛，豹式坦克25輛，和虎王坦克19輛。在接下來的德軍“春醒”攻勢里，希特勒警衛旗隊師再次擔當主力，攻擊十倍于己的蘇軍。經過一個多星期激烈的戰鬥，到2月25日，希特勒警衛旗隊師又喪失了一半以上的兵力，而派普爾的坦克集團只剩下27輛坦克。

3月初，蘇軍從斯洛伐克攻入奧地利，仍然在匈牙利巴拉頓湖地區作戰的黨衛軍第6裝甲軍有被蘇軍包抄的危險。司令官迪特里希為了保全部隊，擅自下令撤退。希特勒得知怒不可遏，發電給迪特里希稱︰“元首認為部隊並沒有按照要求作戰，因此命令希特勒警衛旗隊師、帝國師、骷髏師、霍亨施陶芬師官兵撕去他們的黨衛軍袖章。” 迪特里希內心受到極大傷害，非常為他的將士抱不平，因此拒絕將這個命令傳達下去。但不久希特勒的來電就在部隊里傳開了。不過大多數官兵都對此無動于衷，因為他們早就對狂人希特勒失去了信心，現在已經不是在為元首而戰，而是為自己的生存而戰。

希特勒警衛旗隊師最後的戰場是在維也納近郊，在這里他們和維京師一起頑強阻擊蘇軍進攻。5月8日，德國投降。希特勒警衛旗隊師殘部3千余人化整為零逃向美軍控制區，派普爾也是其中之一。他晝伏夜出企圖逃回巴伐利亞的家中，但功虧一簣，在距離家鄉30公里的地方被美軍巡邏隊抓住。


8. 罪與罰

1946年4月，美軍在達豪集中營設立軍事法庭，就馬爾梅迪大屠殺對包括派普爾在內的74名希特勒警衛旗隊官兵進行審判。為了體現公平和公正的原則，軍事法庭為74名被告找了一位辯護律師，剛到美軍歐洲戰區總部任法律顧問的埃弗里特上校(Willis Mead Everett Jr.)此時並不知道，他以後10年的生活將和派普爾息息相關。

埃弗里特1900年出生于美國南方亞特蘭大一個虔誠的基督教長老會家庭，從軍以前是當地小有名氣的律師。1946年4月，埃弗里特調到法蘭克福的美軍歐洲戰區總部，在法律事務署任職。不久埃弗里特就接到通知，要求他出任派普爾等人的辯護律師，6個星期以後準備出庭。埃弗里特起初非常不情願，首先因為他不熟悉刑事法律，而6個星期里為74個人準備辯護材料幾乎是不可能的。在內心深處埃弗里特對他的當事人也缺乏好感，他寫信給妻子稱這些人是“最壞的謀殺犯. . . 絞刑對他們來說實在太便宜了。”

隨著時間的推移，埃弗里特對74名被告的印象逐漸改變。以派普爾為代表的前希特勒警衛旗隊師官兵在同埃弗里特的面談中表現出極其優秀的軍人作風，這和他心目中的劊子手形像大相徑庭。埃弗里特認為納粹德國的暴行應該由最高領導層負責，普通百姓 - 無論是否穿過軍裝 - 都應免除責任。埃弗里特對被告的同情並非無緣無故，戰後德國滿目瘡痍，人民饑寒交迫，讓埃弗里特聯想起美國內戰之後南方各州遭受的苦難，憐惜之情油然而生。美國佔領區軍政當局腐敗無能，官兵軍紀敗壞，投機倒把、酗酒淫亂隨處可見，讓埃弗里特這個虔誠的長老會教徒非常厭惡。相比起來，這些身陷牢籠的黨衛軍官兵才更加符合他心目中的軍人形像。

在眾多被告中，埃弗里特尤其欣賞派普爾。在他的眼里，派普爾是一名勇敢無畏、才華橫溢的傳奇指揮官，是他這個文職軍官最為仰慕的一類人物。只不過派普爾站在失敗的一方，按照成王敗寇的規則被當作了替罪羊。因為派普爾能說流利的英語，和埃弗里特的交流就多一些。交談中派普爾絲毫不掩飾他對那個罪惡政權的崇拜，他回憶道︰“戰爭年代真是一段令人自豪，充滿英雄主義情懷的時光，我的腳下就是德意志，而我的坦克炮所及之處就是我的王國。我的追求一直是那個‘帝國夢想’ ！” 雖然埃弗里特對派普爾所謂的帝國夢想一知半解，但這個名詞顯然撥動了他的心弦，勾起了他對那個早已逝去的南方政權的懷念。

盟軍調查人員和控方律師的所作所為也讓埃弗里特感到驚駭和憤怒。許多被告被嚴刑逼供，並受到誘騙、威脅、和恐嚇。利用這種埃弗里特稱為“納粹手段”的辦法，控方掌握了一大批當事人的供認書，其中就有派普爾承認下令殺俘的簽字文件。埃弗里特認為盟軍調查人員中有不少猶太人，他們懷有對黨衛軍的刻骨仇恨，把罪行調查當作報仇雪恨的良機。就是憑借這些證據，盟軍軍事法庭最後判決包括派普爾在內的43名黨衛軍官兵死刑。

埃弗里特被法庭判決激怒了，他認為這是一個天大的丑聞，完全背離了美國一貫提倡的公正原則，因為戰爭中美軍殺的德軍俘虜一點也不少。埃弗里特也感到非常自責，認為他並不十分熟悉刑事案件，在處理一些細節方面舉措失當，沒有履行好應盡的義務。埃弗里特胸中燃起熊熊怒火，決心抗爭到底。埃弗里特先向盟軍佔領區最高長官克雷將軍(Lucius Clay)上訴，要求重審。克雷也認為盟軍調查人員使用了“非正當手段”，下令釋放了13名犯人，並將另外許多人的死刑改為終身監禁，但仍然維持了12個死刑判決，其中就包括派普爾。埃弗里特沒有善罷甘休，于1948年同時向美國最高法院和海牙國際法庭提起上訴，但徒勞無功。美國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投票決定是否受理上訴，結果杰克遜法官棄權，其他八人四票同意，四票反對。海牙國際法庭聲稱只接收主權國家提交的案件，沒有受理埃弗里特的上訴。

1947年，埃弗里特退役，回到家鄉亞特蘭大。他依然竭盡全力為派普爾等人奔走呼號，以至于荒廢了自己的法律事業。此時所有司法途徑都已經堵死，埃弗里特於是轉而訴諸政治手段。他利用自己在當地的聲望和關系爭取議員的關注和同情，並在各大媒體上抨擊審判缺乏公正。這期間埃弗里特和派普爾一直保持書信聯系，鼓勵他不要放棄希望。鑒于當時美國的反蘇情緒，埃弗里特甚至建議派普爾撰寫在俄國同蘇軍裝甲部隊作戰的經驗，以向美國當局表明他活著會更有價值。在埃弗里特的不懈努力之下，美國參議院于1949年召開聽證會調查此案，主持人便是大名鼎鼎的參議員麥卡錫。雖然聽證會最後並沒有做出任何結論，但埃弗里特在會上得以展示了審判的許多不公正之處。終於在1951年，美國佔領軍當局將剩下的死刑判決都改為終身監禁。1956年，坐了10年牢的派普爾終於重獲自由。

埃弗里特為派普爾最終獲釋付出巨大代價，他後來估算為此案花費了4萬美元 - 這在五十年代是一筆巨額開銷。雖然西德政府提供了5千美元贊助，但只是杯水車薪而已。因為埃弗里特替臭名昭著的德國黨衛軍辯護，他的子女在學校里飽受歧視和侮辱。1949年3月間埃弗里特突發心臟病，原因就是操勞過度，以後埃弗里特的身體每況愈下。1960年2月埃弗里特給派普爾寫的最後一封信里表示將在4月間到德國來看望他，但此行有可能推遲，因為埃弗里特患有淋巴腫瘤，正在接受治療。4月4日，埃弗里特病逝。

派普爾出獄以後，憑借流利的英語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保時捷汽車行當銷售員，很快就提升為銷售經理。但派普爾一直無法擺脫他的過去。在大眾汽車公司工作時，公司里的一批意大利員工發起抵制派普爾的運動，結果大眾汽車公司不得不將他解雇。1970年，走投無路的派普爾舉家遷往法國東部的特拉維斯鄉村避居，但沒過幾年就有人發現了他的行蹤。1976年，法國共產黨的當地支部開始不斷騷擾派普爾。派普爾感到情勢不妙，連忙把家人送回德國，自己外出時總帶一支手槍。這年7月14日夜里，派普爾的寓所遭到汽油瓶的襲擊，天亮以後人們發現派普爾窒息而死。這件謀殺案後來不了了之，沒有人因為此案受到法國政府的起訴。埃弗里特死前一定欣慰地認為派普爾終於可以過太平日子了，看來這種想法還是太天真。

雖然看起來派普爾不應該為馬爾梅迪大屠殺負責，但他的歷史污點很多，非常容易遭人憎恨。派普爾任希姆萊副官時參與了希姆萊的種族滅絕計劃，他曾經對一個同事說︰“如果我們輸掉這場戰爭，這些事情會給我們帶來大麻煩。” 顯然派普爾並沒有喪失最基本的人道主義觀念，但他深受納粹思想的毒害，良知幾乎泯滅殆盡。歸根到底，派普爾只是希特勒這個曠世惡魔的工具，因此越優秀，造成的禍害也就越大。紐倫堡法庭對德國黨衛軍定性，指出“黨衛軍從性質上講是一個犯罪組織，但單個成員並不一定就是罪犯。” 這是一個非常寬宏大量的判定。曾經身著黨衛軍制服助紂為虐的人們雖然因此被免于追究責任，開始新的生活，但並不意味著他們可以放鬆對過去的懺悔和反省。派普爾戰後的一些言論表明他並沒有很好地反省過去，最後死于非命也許真是罪有應得。